1958年秋天，横道河子一座苏联民房里，空荡荡的客厅里，墙上挂着一部老旧电话，这是我家的电话，号码是196，是姐姐告诉我的。那年我4岁，父亲31岁。

       半夜里，电话铃声尖利地响起，惊醒了全家人，父亲起来接电话，之后又挂了几个电话，然后对母亲说“出事故了”。我光着脚丫怯生生地站在客厅里，看着父亲挎上手枪，穿上皮大衣冲进黑暗中，坐“摩的嘎”赶往事故地点……。这样的事反复发生着，我觉得都是电话惹的“祸”，所以我自幼不喜欢电话。

       这时的父亲是牡丹江铁路局横道河子区域最大的“官儿”。

       一年后，我家搬到了牡丹江市里，父亲是牡丹江铁路地区党委书记。

       来到“大城市”，父亲一脸严肃地对我说：“记住家里的电话号，3460。”我是最让父亲放心不下的孩子。记得搬家那天傍晚，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在家里忙着，我一个人悄悄下楼，碰上了幼儿园小朋友，不知不觉天黑了，小朋友回家了，可我却找不到家了，围着一模一样的几栋楼转了几圈，最后沿着马路向着灯光明亮的地方走去，离家越来越远，我彻底迷路了。我大哭起来，过来两个叔叔问我：“小姑娘怎么了？”“我找不到家了”，忽然，我想起父亲的叮嘱：“我家电话是3460”。

       两位叔叔带我来到牡丹江火车站，往我家里打了个电话。父亲急匆匆赶来抱起我时，我看到他满头的汗。

父亲工作特别忙，难得有闲，他又特别喜欢孩子，经常做的游戏就是双手绷住我们的脑袋“拔萝卜”。有爸爸在，家里充满笑声。而我常常缠着父亲要看手枪，父亲拗不过就拿出手枪让我看，手枪小巧玲珑，发着幽幽蓝光，我瞪大眼睛看，小心翼翼地抚摸着，心想很多英雄都有手枪。

       后来，我家搬到了原苏联专家住的一幢小楼，楼里有四户人家，楼上是我最要好的同学武连芬，我家的电话还是3460。我上小学了，因为有电话，老师经常与我父母“沟通”，通报我在学校的表现，父亲那时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你这小脑袋瓜整天都想些什么？”

       我在幼儿园时是阿姨的“噩梦”。我常在午睡时会偷跑出去，去父亲或母亲单位看看，或者逛大街，然后在午睡结束前再回到幼儿园。阿姨盼着我早点儿毕业。我上学了，但不好好上课，常常坐在那里发呆，或是偷看小人书，看字典，且“屡教不改”。一天中午，我和父母正在午饭，张老师又来电话了，母亲接完电话对我说：“语文考试怎么打了95分？”我一声不吭。母亲提高了调门：“你说话呀？！”“95分不是挺好，我们会越来越好的，是不是女儿？”父亲对我的态度总是和蔼可亲。

       第二天我对武连芬说：“我今天不想上学了，想去人民公园玩。”我俩开心地去玩了，可电话打到父亲和武连芬爸爸办公室。

       我俩玩累了回家喝水，突听到一楼的大门响，往下一瞅，可不得了，是连芬的爸爸。我俩立刻跑到楼梯角落，脸冲着里躲藏了起来，就像鸵鸟那样。连芬爸爸一手一个把我们逮住了，我后来知道他是吕梁地区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。武伯伯把我和连芬“揪”到屋里，我吓得心砰砰直跳，但武伯伯只说：“下次不可以了。”对我说，“回家给你爸爸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一声。”武伯伯是铁路局长。

       我没给父亲打电话，想到脾气 “暴躁”的母亲，我决定“离家出走”。我找出一个头巾，把常用的衣服包在里面走出家门。来到连芬的伯父伯母家，他家只有一个独子，非常喜欢女孩，伯母曾对我说“我要有这么个女儿有多好。” 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。我的到来让伯父伯母很高兴，可当我说要给他们当女儿时，两人却连连摇头。我真不明白大人怎么也说话不算话呀？天黑了，伯父伯母把我送到家门口就走了，我躲了起来，又累又困，就蜷缩在角落里睡着了。

       我被嘈杂声惊醒，“这孩子哪去了呢？”这是父亲的声音，有些焦急。“你接到老师的电话就应该马上回来。”母亲埋怨着。“再找不到就得报警了。”我以为报警是要被警察抓去，就从角落里爬了出来。父亲把我揽在怀中，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。

       1963年年初，牡丹江铁路局改成牡丹江铁路分局。一部分干部去北京，一部分去哈尔滨铁路局。父亲没有回铁道部，去了哈尔滨铁路局，担任人事处处长，是铁路局最年轻的处长。我家电话改为3019，它陪伴了我们许多年。

       一场“运动”改变了父亲的命运。一个月高风黑的晚上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接着冲进了一些人带走了父亲。几天后，我和姐姐在铁路局门前看见许多人围着看什么，我们拨开人群，看到革命群众正在批斗铁路局领导，父亲在里面，姐姐拉着我的手就往家跑，关上大门还惊魂未定。几天后，通信段的人来我家拆走了电话。

       电话没了，父亲也没了音信，12 岁的我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1969年父亲恢复工作，去哈铁车辆段担任党委书记，我家又有了电话。1971年，我到省电信器材厂上班，当时邮电的口号是：改变邮电落后面貌，不要“等、靠、要”，要“干、闯、造”。我们车间加工电话机上的小齿轮，常常加班，很晚才能回家，父亲非常不放心，对我说你下公共汽车后，到曲线街头的派出所打个电话，我去接你回家。一天晚上下班，我没有去派出所打电话，一路飞跑着回了家，推开门，只见父亲守在电话旁边睡着了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       1975年，父亲调任哈尔滨铁路分局副局长，以后又调哈尔滨铁路中级法院工作，我家的电话升位了，改成25342。后来铁路电话与邮电局电话联网，电话升到了8位，这一阶段不论是铁路还是邮电的通信能力发展很快，电话容量增加了，电话进家庭了，电话号码不够用了，只有升位了。

       父亲退休后毛遂自荐当了家庭党支部书记，母亲是副书记。我们兄妹几个都是党员，都是承担一些责任的领导，父亲自觉对孩子的思想教育很重要，不能停止。父亲的热线电话常常响起，召集我们回家开会，内容基本都是中央的精神，主要是廉政方面的内容。

       以后我们兄弟姐妹都用上了移动电话。我捕捉到了到父亲羡慕的目光，也给他买了一部，是诺基亚蓝色手机，父亲摆弄着、爱不释手，我时常给他打移动电话，没话找话和他唠闲嗑。一向内敛的父亲在朋友、街坊面前也自觉不自觉地提高了说话的嗓门。

       2005年，父亲走了。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铁道事业。解放前，祖父逼着已考上国高的父亲上铁路当了检车员。父亲为人忠厚、勤勉认真，还有点文化，受到地下党关注，东北刚解放就入了党。1948年，21岁的父亲调入哈尔滨铁路局政治部。1950年，父亲调东北铁路总局工作，同陈慕华一道工作。1952年成立铁道部政治部，父亲和陈慕华一起调去北京。以后铁道部加强东北工作，父亲又调到了黑龙江。别人回忆父亲的文章里，有好多的感人故事，而父亲没有，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通过电话这条线索，我回忆起了父亲的点点滴滴，父亲一生与电话很密切，电话也伴着我的童年、我的学生时代、我的恋爱，我与父亲的电话絮语、我遇到的问题、烦恼和快乐，以及我的成长和进步。

       我家始终放着一部电话，虽然很少用它，但总觉得电话那头还有父亲的牵挂，它让我和父亲的心紧紧地相连。